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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藏族文化及其海外藏族概況

第一節 1959年之前的西藏

        在這一段當中，為了讓我們能夠了解達蘭薩拉藏族的文化變遷背後的一些因素，我將對1959年藏族流亡到印度之前的西藏社會提出一些簡單的介紹與討論。但是，對於藏族史的深入討論卻超出本論文的研究範圍，而且在這方面其他的學者已經有很多研究貢獻。因此，在本節中，我將會討論三個主要方面：第一是西方與中國兩面對西藏歷史的兩極化之談論。第二，我將對藏族史中的幾個重要概念提出討論，在這部份中，我將會特別針對兩極化的談論所造成的落差提供補充與分析。 第三，我將對藏傳佛教的緣起與特色做簡單的討論。

一，兩極化的談論

        好幾個世紀以來，西方人對於西藏的認知被一層神祕的濃霧隱藏起來，由於地理上的孤立、實際進入西藏的西方人極少，還有其他許多因素，許多所謂的專家對西藏提出了不少浪漫化的形象描述西藏雪地的地理與文化。在西方人的想像中，這種形象被通神學會(the Theosophical Society)的勃拉瓦茨基(Madam Blovatsky)與著寫「消失的地平線」的希爾頓(James Hilton)的等人的聲援推廣與刻板化，雖然西方人對西藏的描述的確有神秘化與浪漫化的傾向，但也有不少的文獻對藏族的生活方式提供了較為客觀的資料，如George Bogle與Charles Bell等英印政府的官員、美國的傳教士兼人類學家Robert Ekvall等人留下來的記載都有相當重要的學術價值。

        就像西方的文獻以歐洲為中心的思考描述西藏，中文的文獻以中方為中心，並且帶有大漢人主義的偏見，在想像「我們」的過程當中，應付「他們」常造成「他們」的野蠻化，這便是世界各地的普遍社會現象，不過，在漢人的世界觀中，蠻人算是一個頗為發達的觀念[1]；也正是如此，中文的記載十分重視西藏與中原之間的密切關係，但也對藏族史上的細節與重大事件提供非常多的資料。然而，我們也不能過度著重中西之間的二元化，Prasenjit Duara曾指出在西方發展出來的一種重視進化論的「啟蒙歷史」也對中國的現代史學有很大的影響[2]，現代以來，中方的史學則必須放在全球民族主義的脈絡當中而做分析，按照Anderson的論點，二十世紀以來，中方的學者也致力於將國家保固為一個同質而共同的穿越時間之實體[3]。中西方的現代史學也許有相似的趨向，這便是民族主義的歷史

構造與民族優越感(ethnocentrism)，不過，兩方對西藏的實際動機造成了歷史談論中的兩極化傾向。

        到了1950年代，中共當權後，便在西藏地區達到了外來勢力無先例的控制權力，這時候以來，中西兩方描寫藏族史的方式之間差異突然加深，在中國，歷史唯物主義等共產主義的概念與古老大漢人主義的思考融合在一起，藏族被描述為經濟與文化落後的民族，從這種角度來看，西藏的平民受到了封建制度的貴族之冷酷剝削，並且西藏被企圖掠奪母國土地的帝國主義勢力所包圍，經濟與文化水準較先進的漢族扮演了解放者的角色，好讓藏族的受害者從社會上級與帝國主義者的剝削中脫胎而出，以下是中方的一個典型解釋，「解放前西藏仍停頓於原始社會末期或奴隸制階段的少數民族地區的情況…有許多相似之處。其社會制度落後、黑暗和反動的本質是顯而易見的」[4]，總之，在解放前後的時段，中方對西藏的史學重視西藏解放前的黑暗層面，共產黨的政策與漢人幹部變成藏族對未來的希望之燈光。

        在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反共產黨的意識型態將西方人對西藏的描述推往相反的方向。一些刻板的描述如西藏社會是完全孤立、靜態不變、和平不動武等等，在西方人的想像中變成更有聲援的，使人誤解的香格里拉(Shangri-la)形象經常也被大學教授提倡，從前，西方人對西藏的神秘化之描述也描寫了西藏社會的黑暗與暴利的層面，不過，1950年代以來，對藏族的描述著重於正面的層面，藏族社會的暴利、剝削性與野性的層面被忽略了，以下Helmut Hoffman對藏族農夫的描述是代表這種現象的例子，「在這些善良、溫和、誠實與高興的人的臉孔上，看不出一絲的不滿意，他們是天生的文雅、幽默與依靠自己的人，完全顯露不出自己的負擔過重，藏族農夫的生活引起外人忌妒，因為他們已經得到每個人所渴望的，這就是充實的優閒時間」[5]。這是對藏族農夫的描述中一個典型的例子，這種描述與中方負面性的描述之間的差異很明顯，Grunfeld指出中西方對於過去的解釋取決於當時宣傳的目標，所有的批判性完全停頓了[6]。這種歷史談論的兩極化造成許多不實的陳述與誤解，事實上，對藏族史的仔細閱讀顯示西藏既不是香格里拉亦不是世界上稀有地域，就像其他的文化一樣，藏族文化有他的精髓且也有他的惡性，因而，在下一個段落中，我將對一些常見的誤解提出討論與分析，好讓我們能夠進行較為客觀的研究。

二，概念與誤解 

        首先，必須毫不含糊地提一個概念，藏族文化並不是到了印度之後才有文化變遷的傾向，從古代至今，西藏社會、宗教與文化一直在變遷的過程當中，古時候並沒有一個靜態(static)的西藏，再說，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是變化特別快的時期。另外，雖然西藏的地理狀況造成部分地區與世隔絕的情形，但是，西藏並不像很多現代的描述所說的這麼孤立，例如，在幾百年前的拉薩市，尼泊爾、喀什米爾與回族等商人的活動是常見的現象，再說，中國與印度文化，這一千多年以來，對西藏的文化發展有非常重大的影響，以下是Hoffman對於這種重要的關係與交流的解釋，「在各種世俗的事務，如官員的制度化、紙與墨水的引進與文明的社會關係等方面，藏族一直將漢人(原文為Chinese)視為老師，在精神與宗教的方面，藏族一貫轉向佛法的起源地印度(但也有一些例外)」[7]，顯然地，將西藏當做古代以來的世外桃源是錯誤的概念，換句話而言，從古代以來，西藏一直與周邊的民族互動接觸。

        另外一個不能被忽略的重要概念是，從古代至今，在西藏的民族上、文化上、經濟上與語文上的多元性，許多文獻當中(不管是中方或西方的都是)藏族被描述為一個單一、同質的族群，這些文獻也並未詳述地區性的區別，事實上，拉薩人、康區人與安多區人之間必須非常盡力才能彼此溝通，各個地區的方言甚至完全講不通，每一個地方的特點也是以特殊的歷史過程而形成的，再說，各個大區之內，有許多不同方言、社會制度、親屬系統、宗教儀式等等，看得出來，將藏族視為一個單一的族群也是誤導性的概念，這種的多元性，對於近代海外藏族的文化發展也有很大的影響。

        藏族的同質性這種廣泛的設想與民族主義的建國活動區分不開，就像上面提過，這種建國活動設法將某一個民族團體保固為一個同質的且共同穿越時間的單一實體[8]，在海外藏族的社會中這樣的建國活動正在發生，這種現象也對於海外藏族與西方的支持者如何描述西藏的過去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我們必須先退一步而多分析一個問題，這就是「西藏」(Tibet)表示的意義，這樣能夠超越一些帶有政治目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tic)的歷史談論，其實藏族的人口分布在一個非常廣大的地區，這個地區包含全中國四分之ㄧ的領土左右，除了現今的西藏自治區以外，藏族也分布在中國的青海、四川、甘肅、雲南與新疆等省，而且印度、尼泊爾與不丹的國家內也有少數藏族的傳統居住之地。在談西藏這個名稱的意義，我們必須將位於拉薩的西藏政府管轄範圍之內的地區(拉薩政府傳統的管轄範圍與現代的西藏自治區的邊界幾乎一樣)與其他的邊緣地區分開來談，在歷史上，所謂的邊緣地區，有時是自治的，有時在其他的政權的管轄之下，因而，許多學者按照Sir Charles Bell提出的分類法將前者稱為「政治」西藏(political Tibet)，而將後者稱為「民族誌」西藏(ethnographic Tibet)，Bell對於他的分類法的重要性提供了如下的解釋：

       從古代到１９５１年，「政治」西藏一直在西藏政府的統治之下，以北與東的地區（案多區與康區）是「政治」西藏的延伸，在此稱之為「民族誌」西藏，以前這些地區的人口全部是藏族，至今藏族的居民還佔多數。在這個更廣泛的地區，只有在某一些地方，在不穩定的階段，「政治」西藏才有管轄權，平時，這些地方在寺院領導者的統治之下，十八世紀以來，該地區受到了漢人（原文寫Chinese）不定時入侵(infiltration)的影響，不過，不管管轄權歸於那一方，拉薩的宗教勢力對當地具有長期與普及的影響，每年當地的人將大量的錢捐給達賴喇嘛…在後文中，除非我特別註明西藏(Tibet)這詞指的是「政治」西藏[9]。

        上面這段顯示藏族人口的分布很廣，而且部份邊緣地區有的時候有相當的自治權，有的時候也在非藏族政權的管轄之下。按照Melvyn Goldstein的論證，康與安多等地區，在中共當權之前的兩個世紀以來，並不是以拉薩為中心的政體之部份 [10]，清朝實施的土司制對康與安多區的影響很深，在這個制度之下，地區的族長享有相當的自治權，只要這些領導者完成一些清朝指定的任務如人口調查與收稅等等，當地人便能夠以自己的文化規範進行統治，這樣，好幾世紀以來居住在「民族誌」西藏的藏族，總的來說，生活在拉薩政府的管轄範圍以外，他們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歷史過程跟「政治」西藏的同胞之間的差異性很大。Goldstein認為在過去西方的藏學界中「政治」西藏與「民族誌」西藏這種分類法是一個基本的常識，但隨者西藏問題的政治化，這種分類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忽略。

        儘管Bell提出這樣的一個分類法，不過，Geoffrey Samuel認為Bell等學者的寫作也造成另外一種誤解的方向，藏族史通常是以拉薩為中心而寫的，這種的傾向還維持到現在，的確，拉薩是全藏族世界的文化、宗教與政治中心，但是，事實上，拉薩的許多特點如葛魯派的大廟與達賴喇嘛政府的重要角色等等，並不代表全西藏的狀況，以拉薩為中心的歷史敘述卻是常見的現象，當我們要深入了解全西藏的宗教、經濟與文化的演化過程時，這種敘述是一種障礙，Samuel認為以拉薩為中心的誤解有幾個重要的層面：第一，西藏被描寫為一個單一的政權；第二，會讓我們誤以為西藏一直有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政權；第三，也會讓我們誤以為西藏與其他的語言與文化族群被分離[11]。其實，要了解西藏特有的社會，深入分析各地獨有的特點、周邊地區的自治性、藏族與周邊的民族之間的接觸等等的概念是非常的重要。儘管佛教、貿易與共同的文字等現象在藏族史上是統一化的力量，但西藏從不是一個人文同質的地區，生態環境的多元性、運輸與交通的慢速等因素都造成了藏族人口中各種各樣的社會結構之發展，拉薩的狀況只代表其中一種的制度，Samuel指出西藏有四種獨特的政治與經濟的模式：中央化的農業、偏遠的農業、遊牧與都市等[12]。政治與經濟模式的多元性、中央集權的脆弱性等是了解西藏文化發展的關鍵概念，我們必須超越以拉薩為中心同質化的談論才可以邁向真實狀況的方向。

        總之，藏族史的深入閱讀顯示，在一個社會、政治與宗教多元的環境中，藏族的文化是由許多不同的成分形成的，多元性被各方所接受，西藏不斷被臨近的民族影響，看來，文化變遷並不是意外而是自然原則，另外，我們必須承認沒有一個特定的地區，尤其是拉薩，可以被視為西藏最有代表性的地區。希望以上的這些說明有助於了解藏族流亡到了印度之後的一些文化發展。

三，藏傳佛教

        由於藏學界中多數的研究著重於宗教議題的討論，我決定將焦點放在世俗的議題之上，儘管這樣，長期居住在藏族社區的過程中，我個人也察覺到宗教在藏族的生活當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這樣對於宗教議題的解釋之欠缺算是本論文中一個相當大的侷限，所以當我開始進行有關海外藏族的討論之前，必須先對藏傳佛教提出一點解釋。西藏長期被一個活佛轉世制度所統治，僧人的人口佔全西藏人口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比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宗教在於藏族文化發展的重要性非常的大，雖然對於宗教議題的深入討論在本論文的範圍以外，但是，我在這個段落中將會做簡單討論，海外藏族社會對於寺院與宗教制度的重建非常重視，我在此首先將一些簡單的觀念提出來，就像前一個段落一樣，我並不會依時間前後的發展而敘述藏傳佛教的歷史過程，反而，我將會提出一些簡單的概念，好讓我們可以更了解達蘭薩拉藏族面對的一些特殊問題。

        由於許多因素，藏傳佛教難以了解，首先，必須面對教派化的現象，經過歷史的發展，西藏各地的佛教分裂成了許多不同的教派，至今還有四個主要的教派：寧瑪派、噶舉派、薩迦派與葛魯派等。各派的修行都按照佛教的基本教典，但是，在教義細節與政治傾向等層面每一個派別都有各自的特色。自從十八世紀以來，各代達賴喇嘛領導的格魯派是西藏特有的政教合一制度之當權派，從古至今，各派之間經常出現政治、經濟與宗教上的衝突，顯然地，宗教衝突是藏族史上的重要趨勢。值得提及的是，教派之內也常常發生了嚴重的鬥爭，位於拉薩各個格魯派的大寺院經常與達賴喇嘛政府之間發生了衝突的事件，對於這個問題Goldstein提出了如下的解釋，「政教合一的思想體系並沒有排除各個寺院與政府針對特定的行動與政策的意見不一，兩方對於誰最有資格決定宗教與整個西藏的方向並不是全體一致，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脆弱的制度，其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宗教勢力與世俗的官員間，各個宗教派之間的衝突」[13]。大多數的藏族追隨其中一個教派(少數的藏族是本教的信徒，重要的是，當代的本教已受到佛教深厚的影響，這跟古代佛教進入西藏之前的原始本教之間的差距很遠)。

        另一方面，佛教進入西藏之前已經在印度、中亞、中南亞與東亞等地發展了好幾個世紀，並且進入西藏前各種形式的印度佛教仍然在盛行[14]。大乘與小乘佛教兩個大派、佛教特有的密教(Tantra)、無數的神祇與菩薩等大發展，都早於西藏佛教的前弘期，這樣早期進入西藏的印度佛教已經與佛陀原來所傳授的教義之間有很可觀的差異性。

        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西藏特有的佛教傳統也吸收許多土著的成分，譬如，大量的土著聖靈被佛教容納，連早於佛教傳入西藏好幾百年的本教也受到了當地民間信仰的重要影響，Hoffman對西藏的土著信仰提出如下的解釋：

       對於魔法、神祕學與心靈學等現象的興趣是藏族與生俱來的特色，這種現象與來自孟加拉(Bengal)而入藏的密教魔法(Tantric magic)有許多共同點，民間相信大量的聖靈與惡魔住在西藏各地的湖泊、河流、山溪、水井、樹木、田地、石頭與山丘之內，對於這些聖靈的信仰從未被外來的宗教所壓迫，它們反而被這些高文明宗教的大師馴服而變成了宗教的保護神，透過它們恐怖的本性而處罰了佛教與本教的敵人。自從頌讚幹部統一了全西藏之前一直到1959年，這種民間信仰沒有太大的改變，藏族對保護神與大自然的崇拜被維持下來，唯一的改變便是本教與佛教神祇的引進[15]。

        儘管以上引用的這段也許過度強調了西藏民間信仰的靜態性，但也顯示從古至今，土著的習俗對當地宗教的影響，在佛教傳入西藏的前期，蓮花生這個來自印度的大師透過神奇的力量屈服了土著的惡鬼之後，佛教在西藏雪地才有立足之地，從那個時候一直到現在，我們在西藏看到的是一個融合許多土著與外來成分的宗教傳統。

        Hoffman的這段話也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寺院的佛教與大眾平常所看到的那種宗教之間的差異性也很明顯，在討論這個問題Ugen Gombo指出一般民眾根本沒有